胡艳羽、刘婷、郭英剑 | 亚裔文学与文学经典：郭英剑教授访谈录

作者简介

胡艳羽，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文学方向硕士生。刘婷，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英语文学方向硕士生。郭英剑，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

内容摘要：在数字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让文学经典重新焕发生机无疑是文学研究学者的重要使命。本次访谈主要围绕亚裔文学、诺贝尔文学奖和外国文学以及文学经典阅读这三个话题展开。郭英剑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已从事华裔文学研究的历程，然后谈论了自己对诺贝尔文学奖和外国文学使命的一些看法。最后，郭老师不仅和我们分享了他关于文学经典化的途径以及阅读文学经典的必要性的一些重要见解，同时还给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

关键词：郭英剑；亚裔文学；文学经典；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

我的亚裔文学研究之路

      胡艳羽、刘婷（以下简称胡、刘）：郭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也许我们的访谈可以从华裔文学研究开始，对国内任何想要研究华裔文学的学者而言，都无法绕过您在这一领域的卓越贡献。您能否给我们谈谈您当初是如何走上华裔文学研究这条道路的？

      郭英剑（以下简称郭）：首先感谢你们的访谈。很高兴从华裔文学研究开始谈起， 但你们所说的卓越贡献实不敢当，这过誉了。任何学术研究，大都始于一种学术兴趣。我对华裔文学的关注，是从最早开始做美国诺贝尔奖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研究和在博士阶段从事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而延展出来的。1999 年我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获得了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的机会，当时我还是将个人的研究领域确定为赛珍珠研究和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其实，这两者都与华裔文学有一些关系，比如赛珍珠与当时的一些离散作家如林语堂等有密切关系，而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所关注的话题，如移民、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叙事等，与华裔文学中的再现有诸多重合之处。因此，我在宾大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开始有意关注和阅读一些华裔作家的作品。

      我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是从我在美国时阅读和翻译任璧莲（Gish Jen）开始的。任璧莲成名早，1988 年其短篇小说就入选《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1991 年出版长篇成名作《典型的美国人》，在文坛崭露头角。1995 年，其短篇小说再度入选《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第二年，她的第二部引起轰动的长篇小说《梦娜在希望之乡》问世。此后的 1999 年，文坛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她的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结集出版， 一是美国著名作家约翰? 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其所编《美国世纪最佳短篇小说选》中将任璧莲的作品选入，使她一跃而与海明威、福克纳、纳博科夫等人相提并论，也 使任璧莲的名声达到了她人生的第一个高度。世纪之交的我恰在美国，就是在那个时 候我注意到任璧莲的作品。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在宾大的书店购买了她新出版的《谁是 爱尔兰人？》。此后，又去图书馆借阅了她已经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

      当时我注意到，国内刚刚开始译介华裔文学，2000 年，译林出版社正在出版一套拟入选八本的华裔美国文学译丛，其中就有任璧莲的《典型的美国人》。但这套丛书是在此后的五年间才陆陆续续出齐的。今天来看，这是国内最早较为系统译介华裔文学的作品集，对于推动后来国内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这套丛书的成书（2000-2004 年）过程中，国内华裔文学的学术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萌芽阶段。包括像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究竟如何翻译，华裔文学又该如何界定，哪些作家可以进入华裔作家的行列等这样的基础性问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共识。为此， 我与王理行先生合作了《论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的译名及其界定》发表在《外国文学》2001 年第 2 期上。

      研读任璧莲的过程中发现：第一，国内对她的短篇小说关注不够，译介很少；第二， 国内外对她的批评未能真正揭示其创作的意义。于是，我就开始翻译《谁是爱尔兰人？》中的 “ 谁是爱尔兰人？” 等短篇小说。同时，开始写作关于她的介绍性文章。之所以说国内外学术界未能揭示其创作的意义，是因为在我看来，从任璧莲的小说创作开始， 特别是从其《谁是爱尔兰人？》开始，任璧莲的文学创作挣脱了过往华裔小说中总是 中美两国文化处于矛盾对立状态的模式 ——  过去不是主人公的内心冲突，就是父母子女间的矛盾冲突，所呈现的大都是若不坚守中国文化就转向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 —— 转向了从其他文化中去寻找出路。这是过去的作家创作中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从这个 意义上，我认为从任璧莲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在美国所 做的这些工作，在我回国工作后，译作和评论都发表在 2002 年第 4 期的《外国文学》杂志上。说到这里，我要感谢后来已故的《外国文学》杂志时任执行主编李德恩先生， 是他的学术敏感度与学识视野，使这些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得以面世。

      胡、刘：您不仅见证了这二十多年华裔文学的进程，同样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参与人， 在您看来，当时华裔文学的研究情形和现在有哪些主要差别？

      郭：应该说，在世纪之交的 2000-2002 年，那个时候国内的华裔文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术性研究成果不多。但在 2003 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个是 2003 年 1 月份，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成立了由我国著名学者吴冰教授领衔的华裔美国文学 研究中心。当时吴老师邀请了国内最早研究华裔文学的一些学者来做该中心的客座研 究员，我很荣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第二件事是在 2003  年，我在当时我所在的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创办了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其中就有专门从事美国华裔文学研究 的课题组。第二年，2004 年 3 月，该中心成为首批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当时河南省八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在随后的几年中， 我发表了几篇较为重要的华裔文学评论文章，包括《命名 ? 主题 ? 认同 —— 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2002 年第 5 期），《冒现的文学 ——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述论》（载《暨南学报》2004 年第 1 期）等。其中，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一文，除了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外， 还被《新华文摘》2004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

      当然，20 年前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与当前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相比，自然有了较大的不同。从外在方面看，变化有三个特征：首先，从译介上来说，很多主要的作品都有了中文译本，或者有选本，这对于推广他们在中国读者群中的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次，在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中，对美国华裔文学进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我记得大概在 10  年前，每年参加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学者所提供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大体上能超过全会的四分之一。到现在，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有增无减。再次，在我们的大学教学中，开始有华裔文学的教学课程了，特别是在研究生阶段。从内在方面看，变化也有三个特征：首先，中国大陆学者在研究方面与美国学术界、 我国台湾学术界开始有了密切的交流与互动。一些重要学者会被邀请过来讲学、参加 学术会议等，中国大陆学者也应邀到美国、我国台湾去讲学、参加学术会议等。其次， 国内学者的华裔文学研究日趋深入，不少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开始发表高质量的学 术论文，也在国际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近 15 年间， 国内学者开始与美国华裔作家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很多作家，包括汤亭亭、任璧莲等， 都到国内来讲学和工作，很多国内学者从此与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从一个侧 面推动了国内学者的华裔文学研究保持在了与国外学者几乎同步的层面。最后，近五 年来，我国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开始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即进入了美国亚裔文学研究 的广度、深度与高度。这一时期，我深感应该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进入到美国亚裔文 学研究， 2017 年，我的 “ 美国亚裔文学研究 ” 项目，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重大科研基金项目的强力支持。2018 年出版了《美国亚裔文学作品选》、《美国华裔文学作品选》、《美国亚裔文学评论集》和《美国华裔文学评论集》。今后还会再有其他作品问世。 这是国内第一套较为完整的“ 美国亚裔文学” 方面的系列丛书，由文学史、文学作品选、文学评论集、学术论著等组成。

      我之所以要从美国华裔文学过渡到美国亚裔文学研究，是因为事实上，在美国学术界，是没有美国华裔文学（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分类，而只有美国亚裔文学（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的分支。当然，这种演变，也是近 20 年来我国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必然结果。

      胡、刘：就华裔文学研究而言，赛珍珠是您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请问您是怎么开始赛珍珠研究的？您所主导的 “ 赛珍珠与亚洲 ” 研究专栏在学界得到广泛的关注， 在您看来，这一专栏取得的最主要成绩是什么？您觉得这一成功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郭：我算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对赛珍珠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之一，当时我刚 刚硕士毕业，并进入到高校任教。第一篇有关赛珍珠的文章发表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与尚营林先生合作）1991 年第 4 期上，当时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从那时起， 我作为主持人，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开设了 “ 赛珍珠研究 ” 专栏，这是国内首家开设 “ 赛珍珠研究 ” 专栏的学术刊物。这要感谢当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的主编曾祥芹教授与学报办公室主任张家鹿先生。没有他们的学术视野与责任担当，后来的 赛珍珠研究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发展。在后来的数年中，由我组稿并在专栏发表了数十 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转载。后来，1996 年，我到南京大学读博。当时我自己的一个学术任务就是开始编纂《赛珍珠评论集》。感谢时任南京大学外国 语学院院长刘海平教授，他当时正在组织学者翻译并编纂一套“ 赛珍珠作品选集 ”，将我所编的《赛珍珠评论集》收入这套丛书中，由漓江出版社于 1998 年出版发行。该书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将赛珍珠从 1930 年初在中国文坛引起重视开始，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这将近 40 年间的几乎所有有关报道与评论文章汇集在了一起。这些资料是当时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后来的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地，花了很大功夫，一点一点翻看当时的报刊而搜集起来的。那个时候可没有今天的电子检索那么方便易查。该书成为赛珍珠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目。

      进入 21 世纪，虽然我也做一些赛珍珠研究，主要是在 2002 年写过几篇长篇的文章， 论述赛珍珠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长篇小说《同胞》和《龙子》等。这些文章也都有一 定的影响力，被人大复印资料或者其他文摘所转载。但这一时期，我已经将个人的主 要学术兴趣转向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因此，赛珍珠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的相对较少。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当一方面看到赛珍珠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时，我就在几次有关赛珍珠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上， 提出要进一步深化赛珍珠研究的主张。当时我认为赛珍珠研究的问题在于，重复性研究较多，集中于几部作品，但对于赛珍珠众多尚未被翻译过来的作品重视不够等等。鉴于此，我就萌生了再度进行赛珍珠研究的想法。当然，我的想法自然是希望赛珍珠研究在深度上能有所推进。

      但如何突破呢？我们都知道，赛珍珠有一部自传，英文题目为 My Several Worlds， 直译就是《我的几个世界》。但在 1991 年的首度中文译本中，被翻译成了《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这不能责怪译者，因为我与这几位译者都认识。当时， 该书的主译尚营林教授跟我说，这是因为编辑的建议，说如果不将其改为与中国有关的书名的话，那就很难有市场。当时，正是精神产品开始被物质洪流大肆侵袭的开端。于是，翻译家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就是为了保证译本可以顺利出版。这个译名， 富有象征意义。从此之后，我们的赛珍珠研究着重于赛珍珠的中国作品、与中国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但也令人无奈，甚至让人感到这个译名就像一个符咒一样， 一直紧紧箍着中国赛珍珠学者的大脑，似乎怎么也走不出“ 赛珍珠与中国” 或者“ 赛珍珠的中国 ” 这个圆圈。

      事实上，赛珍珠在中国生活期间，就到过诸如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还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她曾经在日本生活了八个月之久。与此同时，她又创作有诸如《活芦苇》等以亚洲国家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她再现了亚洲人，探讨了亚洲文化，表达了对亚洲国家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研究赛珍珠与亚洲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后来，从 20 世纪 90 年代也开始刊登赛珍珠研究成果数十年锲而不舍的《江苏大学学报》的领导，欣然同意从 2016 年开始在该刊上设立 “ 赛珍珠与亚洲 ” 专栏。后来我们发表了不少赛珍珠与亚洲有关的评论文章，像青年一代赛珍珠研究专家朱骅教授、吴庆宏教授的文章等，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我个人也在美国著名学术刊物《亚美学刊》（Amerasia，2018）上发表了《赛珍珠与亚洲》的文章。应该说，从 2015 年到现在的这几年时间内，我的一个想法是，不仅要将赛珍珠研究推向深入，也要在世界范围之内将赛珍珠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胡、刘：在您的推动下，国内关于赛珍珠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流散作 家群体的代表，赛珍珠拥有双重的文化背景，既能进入母国文化，亦能进入居住国文化， 同时又游离于两者之外，她的作品因此不同于传统的民族和国别文学，可以从陌生化和双重化的视角去全面地看待人类个体命运和世界重大问题。在您看来，就流散作家而言，赛珍珠有着怎样的独特意义？今天继续推进关于赛珍珠的研究具有怎样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郭：从今天流散作家和流散文学的角度看，赛珍珠的确算是一个典型的流散作家。就赛珍珠的当代意义而言，我个人觉得可以从文学意义与文化意义这两个方面来理解。就文学意义而言，赛珍珠作为在中国生活了 30 余年的美国作家，因为其忠实地描写了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农民生活而在 1938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后其创作不断，新作迭出，成为一代名家。就其文化意义而言，赛珍珠终其一生都在为宣扬中国文化、促 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努力写作并身体力行。而且，除了描写中国的作品之外，赛珍 珠还创作了不少以亚洲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印度、朝鲜等为主题或者题材的作品。在 她的众多非虚构类作品中，她的亚洲意识也极其明显，试图在亚洲与世界各国之间搭 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而这些方面的内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赛珍珠研究所忽视了 的。在 “ 一带一路 ” 这一背景下讨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赛珍珠的国际化视野及其文学创作与社会实践，不仅具有当代意义，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我在 2016 年所主办的 “ 赛珍珠与亚洲 ” 研讨会上提出：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赛珍珠众多尚未被挖掘的文学与非文学类作品，特别是与亚洲国家关系密切的作品，进而更加 全面地认识赛珍珠这位经典作家；另一方面，赛珍珠研究不应仅局限于文学研究的范畴， 还可以拓展到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等领域，进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 彰显赛珍珠研究的国际视野、当代意义与文化价值。

诺贝尔文学奖与外国文学

      胡、刘：当代美国文学理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曾指出第三世界文学有着不同于第一世界文学的使命，并认为第三世界文学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被解读为 “ 民族寓言 ”，这一论断反映了世界文学内部的不平等或者说差异性。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在您看来，在世界文学的重新建构中，中国文学应该如何作为？让世界人民更充分地认识到中国文学的美学价值、思想内涵和当代意义。

      郭：詹姆逊有关第三世界文学的理论，有其论述的文学与社会语境，单独讨论其中的相关论点，有时候会有误差，甚至会谬之千里。这里，我更愿意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来探讨一下你们在这里所提到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重新建构中的作为问题。

      我国的文学研究，大都是从国别文学开始的，比如中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 所谓世界文学就是除了主流国别文学，特别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学之外的国别文学的 组合。当然，现在的世界文学已经具有了更广泛、更学术性的内涵。但在我自己的文 学研究中，特别是近年来，我越来越想表达一个与过去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作为学 术研究，我们不能不划分出国别文学，不能不去研究中国文学、美国文学等，但现在 我更愿意用文学世界（the world of literature）而不是用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来考虑文学问题。在我看来，前者是一种眼界，就是要将所有文学纳入一个广阔的世界， 在这里看待和评论文学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是好的文学（当然，如何为好，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我想把这个标准简化为是否为大家所公认为的好的文学，比如有好的故事、好的叙事、好的艺术手法等）；而后者则是一种范畴，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藩篱，一种禁锢，反倒局限了甚至是约束着我们看待文学的视野与眼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哪怕是站在世界范围之内，所有国别文学，所有族裔文学，都要为文学的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为好的文学作出自己的贡献，乃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世界文学的美好图景。

      提到中国文学，我提请大家注意时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时下的政治话语中， 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要 “ 讲好中国故事 ”。然而我们知道，所谓故事乃是文学术语、文学概念，其有纪实的内容也有创作的内容。政治话语中或许是借用，但我对中国文 学的期待，倒还真的是要“ 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进而能够讲好世界故事， 讲好人（类）的故事。从中国故事到世界故事，从中国人到人类，这既是一种自然的过渡， 也是只要做好前者，后者的使命也自然能够完成的自信。如此一来，中国文学的贡献 自然也就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您所说的中国文学的美学价值、思想内涵与当代意义 也就会展露无遗。

      胡、刘：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会在国内引发广泛关注。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美国女诗人路易斯·格利克（Louise Glück），因为 “ 她朴实无华的诗意之声，让个体的存在普世化 ”，在她获奖后，国内很快就掀起一股研究路易斯·格利克的热潮， 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这一现象？

      郭：2020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女诗人格利克，引发了新一轮研究热潮。其实国外也一样。每当诺贝尔文学奖宣布之后，获奖作家的作品都会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诸如诺贝尔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早已成为了文学批评的风向标。而且，我个人以为，这一点其实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选题或者论文的选题，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认真去考察和研究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是如何影响了获奖作家的文学声誉、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历史的定位等，如果能做出来，那会非常有趣。

      胡、刘：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历史，从 1901 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至今，共有 116 人获得该奖，超七成的获奖作家是欧洲人，包括 101 位男性们家和 15 位女性作家。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何以男性作家占绝对优势？我想，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 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早在诺贝尔奖开始创设之时的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即便是在今天看来文明发达的西方世界，女性的地位依旧很低很低。这里可以举三个例子。

      第一，即便是到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女性的社会地位地下，几无与男性平等可言。以美国为例，女性获得独立的政治地位，是在努力奋斗了将近 100 年后的 1920 年 8 月， 随着美国颁布《第十九修正案》，才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投票和选举权。而此后的数 十年间，女性的地位，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也并无实质性改变。

      第二，有一个文学现象也可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有一部演讲集，即《一间个人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里面讲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浅显易懂的道理，即一个女作家要想进行文学创作，就得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当然在这里主要也指其经济要独立，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其专注写作的目标。稍微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这部被誉为是女权主义宣言、作者因此也被视为是女权主义先驱者的作品的发表时间，是在 1928 年 10 月，第二年结集出版。而那个时候，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颁发了将近 30 次，其中，除了 1909 年的获奖者是挪威的女诗人拉格洛夫（1859-1940）、1926 年是意大利女作家黛莱达（1871-1936）、1928 年是挪威女作家温赛特（1882-1949）外，其余 26 次都授给了男性作家。

      第三，在那个时代，女性作家很少，即便是写作的女作家，其文学才能与文学产 品也不是不被承认，就是被遮蔽，或者不能出版，或者出版了也难以进入经典的行列。若以我们英语文学学者所必读的《诺顿文选》（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那套丛书为例，其专门出版《诺顿女作家文选》都到了 1985  年。是由两位著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基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古巴（Susan Gubar）合作编撰，最初名为《诺顿女性文学概览：英语传统》（A Guide to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The Tradition in English），十年后的 1996 年出版修订第二版时，更名为《诺顿女性文学：英语传统》（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The Traditions in English）。

      以上三个案例是想说明，即便在今天看来代表着文学风向标的诺贝尔文学奖，其女性获奖作家较少，是由时代、社会、文化、性别等诸多因素所造成的。当然，这么说， 并不是要为诺贝尔奖这样的选择做辩护。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 结果在最近 20 年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做过一个统计，从 2000-2020 年间，共有 21 位获奖作家，其中女性作家为七人，将近占了三分之一。这个女性作家的获奖比例，已经比上个世纪一百年间的比例高出了很多。而且，也是在这 20 年间，非欧洲裔的和有少数族裔血统或者背景的作家，所占比例至少超过了三分之一。我想，我们乐见这样的改变。但我还想强调一句的是，诺贝尔奖是文学奖，应该以推送出好的文学作品为首要目标。

      胡、刘：外国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对我国的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下的中国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变革必然会对外国文学提出不同的要求， 在您看来，外国文学在这一时期应该承担起怎样的使命？

      郭：这个问题问得好。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建设中，离不开外国文学的参与与推动。外国文学首先是文学，文学的基本行为乃是阅读，其使命与目标是要对读者的思想、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与言行产生影响。外国文学所具有的使命，自然是由外国文学学者来承担并付诸实施的。我想这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做：首先，他们有责任向大家译介外国文学中之经典作品，并教给人们辨识优秀之作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要告诉人们哪些是好的文学以及他们何以为好的文学。其次， 他们要向所有在校学生（包括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传授和传播外国文学的相关知识， 并通过中西文化对比，使学生成为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人，成为具有双向（所谓双向主要指中外，但其实也是多向，多维度的，因为无论中外，都有少数民族或者少数族裔） 多种文化交融与批评能力的人。再次，他们具有在世界范围内对外国文学进行研究并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对话和向外推介中国文学之职责。

      如果以我们这些大学教师中的外国文学学者为例，在 21 世纪的今天，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是，究竟该如何阐释与界定外国文学的教育目的，如何规划课程，选择什么样的 “ 文学经典 ”，怎么去阐释文学经典，如何使学生受到外国文学之应有教益。

      这样说起来可能显得有点抽象。我可以再以我们外语学科中的英美文学课程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从 1989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就开始在大学讲授美国文学课程，到1996 年我去读博士，接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做博士后，2001 年 9 月回国后继续在高校任教，依旧讲授美国文学。我的课程在 2003   年获得郑州大学校级精品课程，2005 年获得河南省精品课程，后来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我依旧讲授《美国文学》， 该课程也成为校级精品课程。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加上在美国留学的经历， 使我对所讲授的英美文学的课程，有了更多和更深入的思考。这些问题是：在当今时代， 文学教学的意义何在？教学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对于中国的英美文学学者和教师来说， 面对学科内部与外部的挑战，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去处理英美文学课程？在选定文学史 与作品时，所依据的原则是什么？是否考虑到了性别、少数族裔等多元的立场（如女性作家或是移民文学等）？ “ 英美文学” 的教学如何体现当下中国学者关于文学、教育、社会等重要问题的思考？再具体一点来说：“ 英美文学 ” 的教育对学生的意义何在？作为教师，我们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教授英美文学？我们又该如何与学生沟通并讨论我 们觉得重要的议题？我们如何协助学生去面对、认识、欣赏、反思和批评西方文学与 文化？与此同时，如何去培养他们反省本土文化的能力？

      在我自己的教学实践活动中，我一直倡导的是，文学教学不仅仅是在教授文学作 品，更是在激励读者的参与、提升读者的理解、鉴赏与批评能力。因此，作为文学教师， 就不能只看重教什么（what to teach），更应看重如何教（how to teach）。我以为，我们外语学者需要明确一点，在中国的外语院系，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语音、语法、听说、阅读、写作的能力等，更要教会学生 “ 批评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应该鼓励学生学会个性化的阅读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为此，在我的教学实践中，我最 突出的愿望是：希望通过教学实践，在提高学生学习英美文学兴趣、吸收西方文化的 同时，能够采用跨文化的角度反省本土文化，也能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去思考和评判 外来文化，以此达到两者交流的目的，从而使学生具有跨文化能力，增强其人文素养， 使他们成为适合新时代要求的人文主义者。

文学经典的阅读

      胡、刘：刚才讨论的问题很多其实都涉及到 “ 经典 ” 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位作家一旦获奖，就意味着这位作家可以进入到经典的殿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剧烈的社会变革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纳借鉴外来表现手法，使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知道郭老师对我们当下国内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看法？有时代品格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 经典 ” 应具有怎样的特征？

      郭：这个问题同样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中国文学究竟如何评价，其二他们能否或者怎样才能成为经典。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我虽然是外国文学学者，但我很喜欢中国文学，尤其 是现当代文学。在我个人的阅读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我关注的重点之一。这一 方面是我个人的喜好，我在大学时期虽然读的是外文系，学的是英美文学，但我专门 跑到中文系去听他们的外国文学课程。另一方面，在本科毕业后，我就直接去攻读硕 士学位，有一次到我的导师贺祥麟教授家去（顺便说一句，贺祥麟教授与贵校著名学者、时任《外国文学研究》主编王忠祥先生是好友），看到他的床头放着两本《当代》杂志。这是刊载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刊物之一。我就问：“贺老，您还看这个？”他好像很 惊讶我这么问，回答我说：“作为外国文学学者，当然应该关注中国文学。”这件事 我印象深刻，也鼓励了我后来一直关注中国文学的现状与发展。我说过，在中国作家 中，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而在外国作家中，我最喜欢的是莎士比亚。研究生毕业后， 我在拿到第一笔科研经费后，就是先跑到当时的新华书店去背回来一套《鲁迅全集》， 还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虽然我后来从郑州到北京，辗转几所高校，但这两套书 至今都还在我书房的书架上，也是我的常读书目。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涌现了 许许多多的杰出作家与作品。

      遗憾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在其诞生后的100年的历史中，一直忽视中国作家或者华裔作家，直到 2000 年为止算是花落华裔作家。但我们也知道，真正中国的本土作家获得诺奖，那还是到了 12 年之后的 2012 年 —— 我国著名作家莫言摘得桂冠。诺奖是严重忽视中国作家乃至整个东方作家的。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文学的跨越式发展。早在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中坚力量与新锐作家大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我记得那个 时候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外国文学类刊物上，都有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 的专栏文章，请的都是中国作家谈阅读外国文学的感受及其所受影响的文章。但我个 人以为，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的创作已经与世界的文学创作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国内外文坛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文学作品几 乎同步出版或者同步翻译，中国文学的国际关注度得到显著提升。就我个人的阅读体 验而言，像毕飞宇、刘震云、阎连科等都是中国非常出色的作家，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大都有思想深度、历史广度，也颇具世界高度。当然，除他们之外，写有一两部优秀 代表作的中国作家就更多了。那些能够深刻反映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当然，在这里， 我更想表达的是，他们所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生存境遇，而这个人恰好是一个中国人）， 关注低层人的生命状态，再现当代人历史际遇的作品，总是更能引起我的关注。说到 这里，我也想顺便说一下我的 “ 不满 ” 或者说有更多期待的地方。比如，中国的抗日战争历时 14  年，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但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大家所公认的反映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地抗击日本侵略的史诗般的文学作品。

      说到中国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我想这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说起来可能需要很多篇幅，但我想借用美国华裔作家哈·金（Ha Jin）在其《移民作家》（2009）中所讨论的一个问题及其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所谓移民，一般来说大都是指从不太发达的国家到较为发达的国家。而移民作家，到了移民国家之后要面临的最古老的问题就是“ 为谁写作？”、“ 以什么身份写作？”、“ 为哪些人的利益（或者说站在哪些人的立场上） 写作？”  的问题。他在详细论述了很多移民作家的境遇后得出结论说，是主题与内容而非（使用移民国的）语言决定着一本书的命运。作家应该主要通过艺术的渠道进入历史，作家的成功与失败最终是由白纸黑字来决定的。我完全赞同哈 ? 金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还是觉得，只有好的文学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才能最终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

      但在这里，我还想提到一点总是被我们所忽略的外国文学学者的责任问题。当我 们谈到中国文学的问题时，其实还需要谈谈经典是如何形成的。换句话说：经典是谁 规定出来的？一般认为，经典是文化积淀的结果，是历史自然淘汰的结果，但实际上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经典的形成与文学评论、文学史写作、教材选编、书目推荐等有 着密切的关系。而在这其中，我特别想说的，最容易被人所忽视的因素就是教师，特 别是大学教师，其中主要是指文学教师。虽然我们都是以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学为主的 大学教师，但我们对于一些文学经典的形成或者说形成过程，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我 们本身就是文学经典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所写作的文学史，我们为学生所编选的 文学教材，我们所推荐的阅读书目，我们所讲解的名篇甚至名句，这都是经典传播的 过程。为什么要读莎士比亚，为什么要读福克纳，为什么要读弗罗斯特，等等，在我 们的选材过程中，在我们的讲解过程中，这都是极其重要的环节。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来源之一，就是由世界各地高校的文学教授去推荐。任何一位 文学教授都可以推荐。由此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些外国文学学者，既有这样的权力， 也有这样的义务，为中国文学发声，为中国作家寻找世界舞台，做出一点贡献。

      胡、刘：现在我们获取各种文学经典的途径越来越多，但令人担忧的是，人们的阅读却开始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功利化和娱乐化，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再去阅读那些大部头的文学经典。作为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一员，您曾推崇阅读实践， 那么请问郭老师您对这一现象有何评价？您觉得阅读经典在当下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郭：大概有十年时间了，我们一直听到很多人不断在感慨，当下的阅读越来越碎片化，包括你们所提到的功利化和娱乐化。为此，很多人忧心忡忡，他们对当今人们的阅读量下降，只追求数字化阅读而放弃传统纸质阅读而深感忧虑，甚至以“ 深阅读 ” 和 “ 浅阅读 ” 来区分两者。2015 年我在首都图书馆有个演讲，其中谈到了这样一个看法，我认为以电子阅读、手机阅读为特征的数字化阅读，更多改变的是人们的阅读方式而不是阅读内容，所以，我认为以“ 深阅读 ” 和 “ 浅阅读 ” 来划分传统阅读方式与数字化阅读方式是不准确的；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数字化阅读一定会导致肤浅化。以我们日常登录的各大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为例，人们经常会在上面看到很多非常精彩、非常深刻、甚至是振聋发聩的时评作品、文化随笔、原创文章乃至微博、微信短评。这一点，在人们谈论深浅阅读的时候，是不应该视而不见或者忽略不计的。阅读是否肤浅化，既取决于阅读者是否（愿意）思考以及思考的深度，也取决于作品本身是否能够引人深思，即作品本身是否肤浅。换句话说，不能用媒介载体的不同而只能根据作品的内容去界定阅读的 “ 深 ” 和 “ 浅 ”。

      说到阅读经典，2010 年 4 月，我曾经在国家图书馆有个演讲，专门谈经典阅读。我当时说，人们一般认为阅读经典有两大理由：第一，经典作品微言大义。虽然它是一部小小的书，但是隐含了大大的道理在里面。人们阅读之后，能够从中悟出一些为人处事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道理。第二，阅读经典作品有现实意义，即它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在我看来，阅读的理由很简单：人生太短，好书太多，我们只有去阅读经典。我也可以把我经常跟学生所讲的阅读经典的理由分享在这里：第一，阅读经典有现实意义，它也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未来的变化？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第二， 阅读经典可以引发宁静的感悟和睿智的思考。第三，科学技术勇往直前，而由经典阅读形成的人文教育又负有要努力把握前进方向的责任。

      胡、刘：郭老师，在了解您的研究经历后我们发现您的研究涉猎广泛，在文学翻译、英美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等领域都有颇多建树，请问您是如何把这些研究联系起来的？您为何会对这么多不同的领域产生研究兴趣？结合您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您对从事 外国文学研究的学生和年轻学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希望呢？

      郭：如果说对学生和青年学者有什么建议的话，我想说的是，兴趣是最大的学术 动力。如果对学术没有兴趣，赶紧转身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事务。当然，兴趣也可以培养， 但唯有真兴趣，才不会觉得读书、教学和做研究是件苦差事，也不会觉得又苦又累， 而总是会享乐其中，等到有了学术成果的时候，就更会感到开心快乐；唯有真兴趣， 才不会遇到挫折就中道退出、半途而废，才能做到坚持不懈，才能具有坚韧不拔的意 志力，才能最终取得自己满意的成果。

      当今时代的学生与青年学者有着更好的成长条件与更好的学习与工作环境，只要大家努力，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

      胡、刘：非常感谢郭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

END

胡艳羽、刘婷、郭英剑，亚裔文学与文学经典：郭英剑教授访谈录，《外国语文研究》2020年第6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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